前几日，晚上回家打开微信，老一在群里发来信息，“今天五点起床，志鹏南下，我西进，拜祭师祖母浦老太太。老太太八十有九仙逝，按多地习俗可属喜丧，但看到浦老师痛哭不已，愚心中已颇感戚戚，感慨良多。总之，社会艰险，※祸不断，这位母亲仍旧领养出了一个对双亲尽孝，对社会尽责的肝胆狭义、不屈不挠的铮铮男儿，一生有这样的师者，愚有荣焉。我辈亦当努力，为己为人多尽良心！谢谢老师！”志鹏亦发来信息，“参加浦老师母亲的葬礼，遇到任建宇，问了问近况，小伙子苦笑：没工作，仍不时被监视。我给提了个建议——离开重庆。在这个国度，永远不缺无耻之徒，同样也永远不缺坚持讲真话的勇者……”

老一和志鹏的话，让我迟迟不能入睡。其实，对于浦老师母亲仙逝的消息，在华商报工作的让宁曾短信通知过，但整日繁琐事务缠身，无法动身前往吊唁，他们的话语加重了我的自责。事实上，老一和志鹏他们一直践行浦老师的教诲——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而我，愈来愈来缺乏说真话的用气和担当，甚至在小圈子当中，我都觉得说真话会让别人讨厌。大社会更是如此。

2013年1月份，《人物周刊》将浦老师作为封面人物，对浦老师近年以来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作了较为全面的报道——中坚浦志强。我辈较为幸运，可以说是老师“关门弟子”，2003年当“非典”肆虐北京时，我们正在校园中聆听老师对于“中国法制”历史、现在的讲授，翌年，他便辞去讲师职务，做了专职律师。当年，老师讲授中国法制史，未遵从学校制定教材，而选定郑秦（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已故）编著的《中国法制史纲要》为参考教材，高谈阔论，视野开阔而不囿于“标准”。回想起来，对于中国法制史具体知识的掌握，在老师的课上并不多，但老师的人品、品格、修养、宽容、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坚强、坚持，让我们受益终身。在老师的影响下，《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万历十五年》、《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与革命》、《正义论》、《联邦党人文集》、《潘恩选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一大批三联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著作进入我们的视野。也是在老师的努力下，让我们有机会聆听贺卫方、刘军宁、余杰、茅于轼、刘仁文、王人博、周旺生等名家的讲座，更促使我们从东五环外出发，到北大、清华、国家图书馆等学校和机构去听讲座、去交流、去沟通。曾记得，与老一等人为了阅读每一期《天涯》杂志而逃课，在《国际法》课堂上与授课老师面红耳赤的争论，与同学们在宿舍里整整一夜的辩论，在其他课堂上表达与言说的欲望强烈……凡此种种，无不与老师的影响有关。今日，老师已成社会“中坚”，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四处奔波，在谭作人案、唐慧案、任建宇案等敏感案件中呐喊之时，我辈中老一执着于公益事业第一线，而整日不忘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志鹏、珩迪等人在北京的商业圈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但不曾忘记老师的教诲，让宁等从事媒体行业的同学，在愈发狭小的缝隙中坚持媒体人的应由的职业道德……然而，惟独从事律师行业的我们几位，似乎愈来愈沉默，独留几腔空叹。

我不敢期冀法治社会的进步，但像老师这样敢于言说、敢于担当、为社会尽责的大批人士就站在我们身边，他们为他人、为社会宁愿承担不能承受之重，实际上是为社会扛起沉重的担子，掀开了铁幕的缝隙。我想，这正是老师这些中坚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希望。如同老一所言，一生有这样的师者，是我们的幸运，我亦应当努力，为己为人多尽良心，也算不枉老师曾经的教诲。

在此致谢我的老师，权且当做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