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恭荐忆父文，自是富能身边事。笔者刘培荣，我的前辈，与父亲武绍文、二叔王双会有六十年的交谊。原榆林市工商银行副行长。郭宝桢，其妹夫，恢复招生制度后，以初中学历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当地颇有影响。神木中学与我短暂同教。近年潜心佛学，颇为自得。刘爷爷我辈几无印象，但文革中去世的凄凉场景和平反后追悼会的隆重，至今难忘！也许笔者追忆的事，后者难以置信，但不要紧，只要人们仍笃信真善美，它就能引领我们前行！这也是我荐文刊出的心声。——武广韬]

敦厚睿智  大公无私

                                   ——怀念我的父亲刘文郁

父亲是1970年逝世的。从那以后自今，我听到社会上太多对父亲的赞誉声。凡是当年与父亲有过交往与接触的人，提起他老人家无不由衷地充满怀念与敬意。可以说，父亲身后留在人民大众口中一座丰碑。早几年我就想写一点怀念父亲的文字，无奈父亲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即便如此，我仍然是最有资格为父亲留下一点文字纪念的人。

一、投身革命  转战奔波

我的父亲刘文郁，1912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镇刘家湾村一个中等农业家庭，从懂事起即帮助父母操务农活。11岁入冬学读书，1928年16岁时入府谷高等小学读书，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了解革命道理，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7岁考入榆林中学，18岁转入山西兴县中学。半年后，遵照上级指示返回陕北从事党的地方武装工作。克服艰难险阻，身临敌区，奔波于三边、甘肃等地。1934年参加红三团，跟随王兆相团长转战神府地区。当时红三团缺少枪支弹药，兵员有限，战斗力弱。在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强大兵力围剿的战争中，历经危难。由于父亲在艰苦的军事斗争中冲锋陷阵、吃苦耐劳、勇敢坚强、且有文化，深得王兆相团长器重，先后担任班长、排长、红三支队队长。

神府苏区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不断增兵，加紧围剿。红三团的处境越来越危急，有时夜间宿营，一晚上要转移几个村庄。恰在这个时候，父亲身患重病高烧昏迷，不能随军行动。因为红三团要远距离转移作战，只好派员将父亲抬回老家刘家湾就地掩护医病。后来，父亲参加地方上的经济工作，在南乡刘家湾组织纺织合作社并任领导。为神府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以身作则  任劳任怨

1947年神木县城解放。1949年父亲调到神木县联社担任副主任，为神木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夜奔忙。1952年被选举为神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从1954年起，连续12年担任神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9年任神木县商业局副局长。六十年代初，县上决定修建神木县大礼堂，让父亲担任总领导。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大工程。那时适逢被老百姓称之为“饿人年份”的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时期，不管干部还是普通群众，经常食不饱腹。当时我们家大姐出嫁后尚有兄弟姐妹五个，连同父母七口之家。粮食紧张，父亲虽为领导干部，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父亲作为工程总负责人亲自下工地参加体力劳动。那时最吃力的活儿是“抬大梁”，一般挑选年轻身强的工人来完成。看着工人们满头大汗、气喘嘘嘘的样子，父亲走过去要亲自抬大梁。工人们说大梁太重，劝阻他不要抬。他风趣地说：“这个活儿太吃力，我今天比你们多吃了几口饭，理应干点儿重活儿。”由于父亲的加入，抬大梁的工人们就可以轮流休息喘气。看着年近五十岁的父亲肩上压着沉重的抬杆，喘着气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现场的工人们十分感动。在父亲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大礼堂工程按期完工。后来，提起这个工程，知情人评论说：要不是老刘主任领导，大礼堂很难如期建成。父亲在机关职工面前从来也不颐指气使地摆威风，他总是身体力行。那时粮食不够吃，各个机关都在城外郊区划有蔬菜地，由机关干部自己动手种蔬菜，贴补机关食堂。每天下午吃完饭后，父亲率先挽起裤腿扛起铁锨独自一人向机关蔬菜地走去，其他职工见状纷纷尾随而去。供销联社的蔬菜地庄稼分外茂盛。

三、廉洁奉公  乐于助人

也就是在经济十分困难时期，一天傍晚，有个公社书记派人给我家扛来一整只羊肉。想到明天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羊肉，这使得经常饥肠辘辘的我和弟妹们十分高兴。过了一阵，父亲回来了。那时我刚刚20岁出头，最小的弟弟才5岁。父亲坐在炕沿上，看了一眼放在地上的羊肉，再看看一大群满怀喜悦的儿女。他沉默了有几分钟。然后不容置疑地对我母亲说：“这只羊我们不能吃，明天送到机关大灶上”。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我们一群孩童很是诧异，瞬间失去了方才的喜悦。接着，父亲低声对我们说：“吃了这只羊，就是搞特殊化，就是沾公家便宜，就没有资格做领导！”这件事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是对我们子女的一场教育。记得早些年我十几岁时。有天，我从父亲当领导的县联社院子废物堆里捡回两根拆包装剪下的细铁条。玩耍中被父亲看见了。他问明情由，要我立即送还原处。我分辨道：“是废物堆里没用的东西”。父亲答道：“你不能从机关院子里往家里拿东西，赶紧送回去。”那时我年岁小，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这样做的道理。只是不情愿地把两根细铁条送回了原处。

父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同情心，从来不摆官架子。那时，我们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日子，经济上也不宽裕，每月一到20号左右，母亲就让父亲去借钱应付月底的日常开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遇有农村老家的亲戚碰到困难，父亲还是尽可能地给予资助。记得老家刘家湾有个叫引成的成年呆傻人，他的弟弟也是县上一个部门的领导，因此，他经常到县城来讨生活。他在大街上碰到我父亲，就凑过去伸手讨钱。父亲便多则一元少则五角给他钱。他拿到钱便一边傻笑着说：“还是刘主任好人”，一边调头跑去买东西吃。母亲知道后便数落父亲：“讨吃的上咱家门，我一次也就给二分钱。引成不沾亲，顶多给他一毛钱”。父亲说：“一个可怜人，咱家少吃两口吧”。供销联社的职工老曹，每月工资仅30多元，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父亲就在多方面给予照顾。许多年后，老曹在大街上遇到我，聊起当年我父亲的为人处事，他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

四、睿智正直  兢兢业业

父亲在工作中办法多、能力强、人缘好。60年代初，王兆相将军从北京回神木省亲，县上隆重接待。他抽空专门到我家坐了一会儿。父亲因公出差去北京，也会去王兆相家探望。1966年，父亲担任神木县供销社副主任。“文革”期间被批斗、关“牛棚”。一次，造反派指令父亲去高家堡供销社参加修建门市部。父亲到达后见工人们已经垒砌好一米高的地基。那时，是造反派的天下，社会的主流活动是抓阶级斗争，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批判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不好好读书；农民不好好种地；工人不好好劳动。父亲认真查看了工人们垒砌好的地基，松松垮垮，不像样子。在这样的地基上盖房子，遇上雨水大的年份，非倒塌房子出人命不可。于是，父亲一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沉默姿态，坚决主张拆了地基重新修建。搞修建的原班人马不同意拆了重新修，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父亲提出，派人回县城请建筑工程队的技术人员下来检验。县建筑工程队派来一位叫王再珠的技术人员，他检验后说：“用不成，拆了重新修”。在父亲的坚持下，终于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隐患。还有一次，县上修建铁厂，打的一口井多次坍塌，怎么也打不成。负责筹建工程的郄善岐局长想起我父亲办法多，就派人专程来请父亲前往铁厂指导打井。恰逢父亲高血压病住院治疗，医生嘱咐卧床休息。父亲在病床上详细询问打井过程，然后对来人讲述应该如何做。经过父亲指导后铁厂的井不久就打成了。

五、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70年夏天，县供销社派父亲去麻家塔供销社施工修建营业室，那年，父亲的高血压病已经严重，但得不到很好医疗，带病坚持工作。母亲让父亲跟县供销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说一下病情，看能不能不去农村。大约父亲就没有去说，后来，父亲还是去了麻家塔。那时，父亲年近六旬，身患重病，在盛夏的炎炎烈日下施工修建营业室。8月31日父亲高血压病发作轻度脑溢血。麻家塔供销社负责人赶忙安排绑担架，寻找抬担架的人。当时，父亲尚能缓慢行走，神志也清醒。他对麻家塔供销社负责人说：“现在农忙季节，抬担架要耽误几个人的农活儿，用骡车吧。”于是，把被褥铺在骡车上，父亲睡在上面，赶车的人就急急忙忙上路了。那年多雨，农村的泥土路雨后被车辙辗压的凹凸不平，再经烈日晒干。骡车走起来十分颠簸。及至送到县城进了医院，父亲病情变的非常严重，第二天就已经不会说话。9月1日夜里溘然离世，享年58岁。这使我们家一夜间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那年，我最小的弟弟才11岁。1979年中共神木县委组织部决定：刘文郁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患病去世的，补开追悼会，恢复名誉。历史终于归还了父亲一个公道。